
编辑|影子红了
1999年2月14日,谢津洗完澡,换上干净的衣服,平静地走向窗边,推开那扇窗后,直接从23楼的寓所纵身一跃,结束了自己的生命,据知情人爆料称,她在坠楼之前似乎还喊了一声“妈妈”。 亲手打造的黄金囚笼 谢津的悲剧,从她被寄予厚望的那一刻就开始了,她的母亲曾有一个音乐梦,却被琐碎的生活磨灭。
于是,女儿成了她梦想的延续,一个完美的替代品,谢津的人生,从一开始就不完全属于自己,而是为了圆母亲的梦而存在。 她的童年几乎没有童趣可言,当别的孩子在玩耍时,谢津的生活被乐理、乐器和舞蹈课程填得满满当当。
这个家,与其说是港湾,不如说是一个纪律严明的训练营,母亲既是她的启蒙者,也是最严苛的老师。 小学时,谢津因为“嗓门大”被合唱团拒之门外,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小小的挫败,但母亲的反应迅速而决绝,她立刻为女儿安排了系统的声乐课,不给任何自我怀疑留下空间。
这种无缝衔接的塑造,让谢津在音乐道路上飞速前进,也让她失去了选择和喘息的机会。 15岁那年,她凭借翻唱《草帽歌》在天津的歌唱比赛中获得第二名,天赋初显。
母亲看到了希望,辞去了工作,成了女儿的全职“经纪人”,她带着谢津从天津闯到北京,联系唱片公司,安排各种演出,一手包办了女儿事业的全部。 这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爱,即便后来谢津签约了华纳这样的国际唱片公司,有了专业的团队,母亲依然深度介入她的一切事务。
这种越界的管控,让谢津的性格变得愈发矛盾和不稳定。她像一只被精心饲养的金丝雀,住着黄金鸟笼,唱着别人指定的歌,却从未真正拥有过天空。 所以,当她生命终结前喊出那声“妈妈”,或是那句“妈妈,对不起”时,其中蕴含的复杂情感,或许既有眷恋,也有一种对这个“笼”最无力的告别。
资本的华丽游戏 当谢津挣脱家庭的怀抱,她又一头扎进了资本构建的第二座牢笼——一个更华丽,也更冰冷的牢笼。
唱片工业给了她梦寐以求的巅峰,也让她尝尽了作为“工具人”的宿命,起初,资本是她的翅膀。 在香港演出时,她被谭咏麟、刘德华投资的公司看中,随后又在1993年被推荐给了华纳唱片,成了内地最早一批签约海外唱片公司的歌手。
华纳没有辜负这份期待,他们为谢津量身打造了京剧与流行结合的《说唱脸谱》,这首歌让她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,商演邀约不断。 但是人哪有一帆风顺的,随后公司斥巨资为她打造同名专辑《谢津》,市场反响就远不及预期。 而这一次的失败,也让她在公司的分量迅速减轻。
不过这些与之后发生的一切相比,根本就不算什么,谢津职业道路上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。 当时谢津在南京举办校园演唱会,谁承想演出现场音响设备故障,严重影响了她的演唱,台下观众开始抱怨,而身边的母亲又在不停地唠叨。
内外的压力瞬间点燃了她的情绪,她失控地动手打了一名随行的工作人员,而这一巴掌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据爆料,被打的人身份非常特殊,是华纳某位高管或其亲属,也就是说,这一巴掌下去,就相当于直接和整个华纳作对。
随后资本的反应是无情的,“封杀令”雷霆万钧,她所有的演出机会被瞬间切断。 最后一扇打不开的窗 被母亲和资本的双重牢笼抛弃后,谢津被彻底推入了自己构建的第三座牢笼——心灵的无形囚笼。
外部世界的失控,迅速演变成了内部世界的全面崩塌,她不是没有挣扎过,1995年的央视春晚是她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 她以为在那个万众瞩目的舞台上亮相,就能挽回失去的一切,当时市场是健忘的,一次短暂的露面,并未能让她重回巅峰,希望彻底破灭了。
她也曾试图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名誉,将报道“掌掴事件”的报刊告上法庭。 官司最终打赢了,但这纸胜诉判决,却换不回被大众遗忘的现实,这是一场赢了道理、输了人生的抗争。
接踵而至的,是无尽的自我怀疑和精神折磨,那个曾经在舞台上爱笑、个性张扬的女孩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被严重抑郁症和焦虑症困住的病人。 她将自己彻底封闭起来,囚禁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,求死的念头开始滋生。
她曾有过一次轻生尝试,幸好被家人及时发现,惊恐的父亲将家里的窗户全部钉死,试图用物理的方式把她留在人间,但这有形的防范,又怎能挡住一颗一心求死的心? 那扇被钉死的窗,反而成了她内心绝望的象征,她推不开那扇窗,正如她走不出自己的心牢。
1999年的那个情人节,她选择了用一种近乎仪式感的方式,为自己的人生画上句点。 她平静地洗漱,换上新衣,仿佛要去赴一场重要的约会,然后她推开了那扇通往虚空的“窗”,完成了对所有牢笼的终极“解脱”。
回顾谢津短暂又绚烂的一生,从母亲以爱为名的“黄金鸟笼”,到资本以规则划分的“华丽牢笼”,再到她自己无法挣脱的“心灵囚笼”,她似乎从未真正为自己活过。 每一个阶段的所谓“成就”,都伴随着自由与尊严的慢性侵蚀,她的悲剧,早已超越了一个明星的个人命运。 广州日报:自杀、他杀?女歌星谢津坠楼身亡
小麦策略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